“近年来，我国能源的快速增长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。能效虽有明显提高，但差距仍大；能源结构有所改善，但还不够革命性。产业偏重、能效偏低、结构高碳的粗放增长方式，导致环境问题日趋尖锐，只有从能源转型着手才是治本之策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近日召开的“2020中国能源研究会年会”上指出，能源行业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型和创新重任。

首先要转变能源供给、消费观

多位专家提出，转型首先源自观念与思维的转变。

“谈及'能源安全观'，通常理解为科学供给、保障合理需求。而现在，能源安全已不仅限于供需安全，还要注重环境安全、气候安全，确保大气、水环境等可持续，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推动能源低碳转型。”杜祥琬说。

我国的“能源资源观”也要更新。杜祥琬表示，“富煤、贫油、少气”的传统认识，现已跟不上发展要求。“丰富的自然资源，加上技术能力、成本下降等因素，共同推动非水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，由最初的'微不足道'发展为现在的'举足轻重'。目前，风能和太阳能的已开发量远低于技术可开发量的1/10。这意味着，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源体系，资源基础丰厚。”

杜祥琬还称：“作为主要负荷区，我国中东部地区往往认为自己负荷重、资源缺。若能转变习惯，认识到自己身边的可再生能源并实现高比例自给，就可缓解西电东送、北煤南运等压力。”

除了供给，还有消费观念的转变。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认为，在碳中和的新目标下，能源转型要从需求侧做起，节约能源、减少能源需求是基础所在。

“实现碳中和情景，主要依靠风电、光电、生物质能源等。这就要求化石能源需求尽可能最小，以降低二氧化碳捕集、封存以及碳汇等压力。尽可能减少末端对燃料的依赖，能源输送路径由过去'燃料-热量-电力'转为直接使用电力或由电力到热量的方式。”江亿表示，降低终端能源需求，消费观念及模式的转变很关键。

“跳过油气时代”存争议

有了思路，具体如何实施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副总经理刘宏斌认为，对于我国而言，煤炭仍是一定时期内的能源消费主体，但中短期内，其消费将进入平台期并早于世界达峰，2025年后持续下降；近年来油气资源生产能力不断回升，但因天然气需求增幅较大，供应增长幅度仍难以跟上需求增长；新能源则进入规模发展阶段，2021-2025年均增量有望超过4000万吨标准煤。

结合能源安全形势，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才能进一步提出“洁煤、稳油、增气、强新”的路径。具体而言，第一步是2021-2035年，以天然气为桥梁，加大高碳能源清洁减量利用，加快清洁能源高效规模利用，“天然气+新能源”消费占比达到40%；第二步是2036-2050年，以绿电、绿氢为桥梁，力争到2050年一次能源自给率提高到95%，“天然气+新能源”消费占比升至50%以上。

但也有不同观点。“我国目前仍处于燃煤时代，到底是从煤到油气再到可再生能源时代，还是直接通过'煤改可再生能源'实现低碳目标？”江亿表示，我国燃气资源相对不足、气源在外，且技术起步较晚、相对落后；风电、光电技术与国际领先同步，已形成从元器件、系统、控制等全套产业链，且成本不断降低。“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系统，涉及能源生产、转换、输配、终端等全系统更新。若从'改气'出发，对电力系统和各种终端用能方式的改造路径，与低碳未来差异巨大、方向不同。对此应发展可再生电力，直接向低碳目标迈进。”

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王仲颖也称，若沿着西方国家走过的“老路”，形成煤炭、油气和非化石能源“三分天下”的结构，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将达到100亿吨左右。“建设现代能源体系，必须跨越油气时代，直接进入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时代。”

机制体制创新面临挑战

记者还了解到，在能源转型过程中，种种挑战并存。“能源转型既包括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，也包括空间格局的优化平衡，二者共同产生效果。其中，必然存在各种各样风险。”杜祥琬说。

杜祥琬表示，长期以来，业内习惯于大基地、大电网模式。但其实，风电、光伏、生物质等资源，均适合形成分布式的低碳能源网络，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则更具发展潜力。例如，东部地区常常只用电、不产电。若能发展一系列低碳能源网络，让东部地区自发自用、寓电于民，由单一的“能源消费者”变成“能源生产型消费者”，有助于解决用能问题。“一大批中东部'产消者'的出现，将创造中国电力系统新形态，但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。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，不仅是能源结构的变革，也要求电力系统在体制、机制、管理运行等方面做出一系列革命性创新。对此，要警惕能源系统和技术落后带来的风险。”

江亿也称，能源转型离不开能源体制的革命。“现有的能源政策机制体系，与低碳转型要求严重不适应。比如，存在多重补贴、交叉补贴等问题，严重背离市场；不合理的电价机制，导致发电侧不能充分鼓励灵活电源调峰，用电侧不能充分鼓励需求侧响应模式等问题长期存在。恢复能源产品的市场本质，让能源领域回归市场，只有彻底改变定价机制才能实现能源转型。”

“目前，地方政府之间、企业之间仍存在壁垒，要打破利益集团等壁垒，体制机制创新必不可少。此外，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全社会参与也是挑战，包括政府绿色低碳的带头作用、公民的自觉低碳行为等。”王仲颖表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