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。相机及老照片，是见证时代发展的“眼睛”。

我与相机的牵连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。那以前，相机于我，是穿“燕尾服”的贵族。在大学校园里，我从同班同学那里看过“海鸥”相机的镜头，始知怎样“对焦”，怎样“按快门”。同学的“贵族”相机，记录了我们的校园照、实习照以及爬山照等。这是“青葱岁月”里美好的事，但每每想起，我却常常脸红。

原因是有一次，我们一同爬山，同学为我及同桌拍了许多照片。或许为了省钱又或者是为了掌握洗印技术，同学买了“显影液”，在宿舍用棉被做“暗房”冲洗照片，洗出来20多张给我们。因为胶片、显影液、打印纸都是花钱买的，照片就有成本价。当20多张照片放在面前时，我们挑挑拣拣，这张要，那张像“闭眼”不要；这张要，那张太侧身不要……不要，就是“不给付”，照片就作废了，那照相洗相成本就由同学负担了。贫穷，限制和左右了思维；贫穷，决定了处事方式。现在想起这些往事，常自责和羞愧，很瞧不起那时的自己。

我最早有自己的相机是20世纪90年代。那时，我已是一个女孩的母亲，或许是为了记录女儿的成长，或许是为了迎接和记录新世纪的曙光，买了一台佳能XT300相机。这台相机记录了女儿成长的小脚印，包括女儿第一次上幼儿园、第一次打玩具电话、第一次在家里学骑自行车，也记录了母亲帮我带女儿的生活，包括扶女儿学站、学穿衣服等珍贵照片。当然，也发生过糗事。当时一张胶卷能拍36张，如果前面压挂少一点能节省出一张，后面可能还会多拍一张。一次，为了多照一张，前面胶卷压得太少，没挂住，结果只“咔噔，咔噔”拍了一张又一张，最后，一张也没拍出来。因为太想节省，反而浪费表情，错过精彩。

我的第二个相机，是2006年上大学的女儿，用带老外游故宫、爬长城挣来的第一笔勤工俭学钱，为我买的一台索尼数码相机。发票显示为1450元，那时算笔大钱了，我十分珍惜女儿的这份爱，现如今，相机早已不用了，可我还是精心留存着。当然，相机也为我出过不少力。工作上，要上报佐证材料，相机为我提供了很多便利；生活中，相机一次次记录了我们大家族几十人的合影。而今，合影中的小辈们，大多已是四十不惑或五十知天命的年龄了，他们的孩子也已读高中或上大学，还有一个读硕士的女孩、两个读博士的小伙。感谢女儿买的相机，方便我记录了大家族中小辈和小小辈们的成长。

相机与我，有太多故事。我说得清每一个故事，却说不清那些温暖的情愫。

今天，那些穿“燕尾服”的相机及单反相机、穿着“马甲”的数码相机，都早已褪去华服，连半个招呼都没来得及打，就匆匆退出历史舞台了。据统计，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国首次独立生产的“海鸥”相机总产量仅为2000多台。而今，我国智能手机年出货量已达2.71亿多台。现在手机兼相机，已充斥大街小巷，人们随时会举着手机，“咔咔”拍拍这儿，“咔咔”拍拍那儿，不用胶卷，不用冲洗，还能当场瞅瞅拍得好不好，不好重拍，而且，还可以用滤镜，以及美颜。

总之，相机及拍照方法的反复性变化，是一段段历史的见证。它从一个角度、一个侧面，“咔咔”记录和诠释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六年来我国“隆隆”发展的“咚咚”脚步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