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想吃点什么？”这是每次回家前，妈妈都会在电话里问我的问题。“想吃麻辣猪耳朵”，这是每次回家前，我会给出的唯一答案。我与妈妈保持着这样的默契，从大学时第一次离开家，到工作以后无数次地离开家，从“赖床第一名”到“年前晚归第一名”，无数次的长久分离和无数次的短暂相聚，不变的是妈妈鬓边的白发和我趋近成熟的脸庞，不变的是妈妈的小店和我一直思念的味道。

囿于家庭的特性，我与父母常年聚少离多，跟着他们辗转在大江南北，生活在不同的工地上，去了那么多城市，待了那么多地方，可我仍然只会将一个地方当作我的家乡——太平湾。我出生在太平湾，长在四川邛崃，等再回到太平湾的时候，它却已经不是小时候记忆中的样子了，热闹的长街，门庭若市的商铺，托儿所的游乐设施……它们与迁走的电厂朋友们一起成为过去的记忆，但妈妈的招牌“吴记现拌”依旧挂在托儿所的门旁，历经风霜雨雪，岁月磋磨，日复一日地指引着我这个漂泊的游子归乡。

“妈，我回来啦！”

“想吃点啥？”

妈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依旧是我最熟悉的话，我的答案也依旧是妈妈最熟悉的那个答案。哪怕十几年过去，妈妈的小店从小推车到大推车，从蓝色铁皮房到白色商品房，菜品也从七八样到十几二十样，我爱吃的还是只有切得薄如蝉翼，香得咂咂有声的麻辣猪耳朵。仿佛从清晨到日落，转换无数的交通工具也只为了这一口乡味，吃到嘴里的那一刻，我是幸福的、满足的，却也是忍不住流泪的。

求学的苦，工作的累，在妈妈的辛勤劳作里都变得不那么起眼了。她是我人生里的第一个听众，听我讲作业有多少，听我讲工作有多难，可我好像从来没有做过她的听众，从来没有问过她为什么要凌晨四时起床备货，六时推车上街，为什么脸上手上都生了冻疮也不放弃，为什么能坚持做一件事快要三十年……我没问过，可我知道答案，并且很小的时候就知道。所以我常常一边“控诉着”黑心老板娘擅用童工，一边老老实实地切着白花花的豆腐，看着它们下锅变成金黄色，也会挥动着小臂粗的擀面杖碾着酥脆的花生米，还会帮忙打包、抽真空、找零钱、送货上门……这仿佛是身为子女的自我修养，所以我的放假不叫放假，而叫回家上岗。当然了，我也是有工钱的，一盘麻辣猪耳朵，一盘麻辣豆腐，足以打发我的五脏庙。

但是人年少时，总会有一段敏感的青春期，经历几乎自我重塑般的淬炼，才能得到一个成熟的自我。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期，尤其是在一场大火后。刚转学回太平湾的时候，我极少与新同学们一起从妈妈的手推车前路过，怕妈妈探头叫我帮忙，也怕同学们知道那个裹着厚厚的棉服，戴着口罩，招呼着路人的阿姨是我的妈妈，明明我已经因为四川口音与大家格格不入了……这样敏感的情绪，我不敢说，只敢发泄于碾碎的花生米里，仿佛这样就能将我不值钱的自尊心也跟着一道碾碎。可是有一天，邻居家起火了，浓烟和火焰席卷了一整排简易楼，妈妈抱着我，我抱着钱匣子，她将我放下又回到了房子里去抢救家里的货物，我急得想要大喊，可浓烟呛得嗓子发不出一点儿声音，很快，那些我熟悉的，不熟悉的邻居们都赶了过来帮着妈妈抢货……我在人群里找着妈妈的身影，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女人。她身上系着围裙，额角沾染了火灰，一手拎着两桶油，一手抱着一箱猪耳朵，眼里是泪光也是火光，熠熠闪烁着。

“咋办呀妈妈……”我哭着问她。

她放下手里的豆油，擦了一把眼角的泪珠，说没事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这短短一句话，在我的童年里烙印下深深的痕迹，彻底改变了那个敏感又脆弱的我。我开始热衷于去店里帮忙，哪怕那时候的店只是一个露天的小推车，哪怕那时候的客人还没有如今这么多，但是我渐渐明白了妈妈的坚持是为了什么，也开始学会与那些她忙碌于柴米油盐却忽略了我的过去和解。

所以在上一次回家的时候，哪怕阴雨连绵十几日，我也坚持到店里帮忙，也就是在帮忙的时候听到了很多人说，“从外地过来，专门开车来买麻辣猪耳朵！”“不管走到哪里，就想念这一口呀！”听到这样的话，沉睡已久的骄傲心情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了。这些顾客们或许在太平湾小住过，又或许和我妈妈一样在这里奋斗过、建设过，或许只是慕名而来的游客，又或许只是听人介绍，可他们赋予了妈妈的麻辣猪耳朵新的且深沉的意义——乡味。我又何尝不惦念“乡味”呢，在走遍大江南北，吃过无数美食后，都在妈妈同样的问话里，回答出唯一的答案。

我庆幸妈妈有着这样一家小店，哪怕店面不大，哪怕岁月留痕，可它却真实地装下了妈妈近三十年的人生，也养育了一个健康成长的我，更给予了许许多多顾客们“乡”的味道。我为妈妈的坚持感到骄傲，也为这份“乡味”感到自豪，真希望，妈妈能一直坚持下去，也真希望，下一次回家，我能学会这份带着“乡味”的香味，让它成为我与妈妈除了血缘以外的联结，陪伴我度过未来人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