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80年代的辽东宽甸山区，老边墙村的夜，总是来得特别早，也特别实在。太阳一挨着西边的山尖，整个村子便像被一口巨大的锅扣住了，黑得透透的。农家日子本就没什么闲钱，电又是个娇贵物，三日两头地断，仿佛那电线只是摆设，真正能撕破这无边黑夜的，唯有柜上那一盏煤油灯或是半截白蜡。

我最熟悉的，便是烛光了。一截白蜡插在空酒瓶子里，用火柴点着了，先是一小朵，颤巍巍的，像个怕羞的孩子，继而便定住了，稳稳地放出光来。那光是柔和的，带着些许暖意的橘黄，并不如何明亮，却能将黑暗推开一尺见方。烛火的外圈是昏的，到了光圈的中心才是一片亮，亮得有些晃眼。风从门缝里挤进来，火苗子便跟着摇一摇，屋里的一切也都跟着动起来，仿佛变得不真切了。

就在这片朦胧而摇晃的光影里，母亲坐在炕沿上，手里做着那仿佛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。白日里，父亲开着那辆破旧的卡车在外面跑运输，家里的一摊子事，地里的庄稼、圈里的鸡鸭猪牛、一家子的吃喝都沉沉地压在她一个人的肩上。待到夜彻底静下来了，她又在烛光下，为我们缝补磨破的衣裳和袜子。我常常趴在炕上看着她。她的头微微低着，手指戴着顶针，引着针线，一上一下，不疾不徐。烛光勾勒出她的侧影，那身影是柔和的、温暖的，像被镀上了一层淡金的光，连白天里那般要强的一个人，此刻也变得异常安详。这影子与那烛光一同深深地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成了永不褪色的一页。

然而，这烛光下的柔和只是母亲的一面。生活的粗粝早已将她磨砺得像山里的石头一般坚韧。她初中没念完便不得不辍了学，到生产队里挣工分，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，成了队里的一把好手，甚至还当过妇女主任。成家之后，她承包了村里的供销社，养着成群的鸡鸭鹅，还有猪和两头黄牛。到了春天，又到山上去放柞蚕。我们家的日子，就在她的手上，这么一丝一缕地攒了起来。

她从不说累，可我却真真实实地看到了她的累。她像个男人一样上山砍柴，从不落后。那山离家足有四五里地，她天不亮就带着干粮上了山，中午是不能回来的。我和妹妹便担了送饭的差事。她吃饭是极快的，仿佛只是为了填饱肚子。吃罢，便又忙起来。她要将那些捆好的柴火一捆捆地拖着，运到山下能停车的场院去。一捆湿柴，少说也有二十来斤，七八捆便是沉沉的一百来斤，压在了她瘦小的背上。她整个人都被柴火遮住了，只能看见她的两条腿，在崎岖的山道上，一步一步慢慢地移动。她的背弯成了一张弓，背着生活的沉重。那时，我和妹妹还小，只能悄悄地用小手托着柴火的底儿，希望能帮上她一把。

母亲有像山一样的坚韧，也有水一般的柔软。家里菜园子里的青菜下来了，她天不亮就挑到城里去卖。傍晚回来，竟花了三十几块钱，给我买了一套时兴的牛仔服。我穿在身上，心里那份欢喜，简直要炸开来，在院子里跑来跑去。母亲就坐在一边，看着我笑。那笑容，比她身后的晚霞还要灿烂。她知道我和妹妹贪嘴，爱吃甜杆和旱黄瓜，便每年都会在菜园一角，特意为我们种上许多。春天的山坡上，她带着我们采野菜，哪一种能吃，哪一种有毒，她都一一指给我们看；夏天的雨后，她又领着我们，在松林里寻那刚冒头的蘑菇。

命运的改变，有时只在一念之间。我六年级那年夏天，父亲从市里回来，带回来一个消息，说有个途径可以把我们家的户口办到城里去。父亲问母亲是什么想法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母亲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她手里还拿着正在缝补的衣服，抬起头，看着父亲，声音不高，却异常坚定地说：“搬到市里去。为了两个孩子，不能让他们跟我们一样，一辈子窝在这大山里。”就这一句话，我们家的轨迹从此彻底改变了。我进了城里的初中，之后是重点高中，再然后是大学。我时常想，若不是母亲当年的果决，我如今大概也还在老边墙那山村里，重复着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。

刚到城里时，我们全家挤在了二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，为了供我们兄妹读书，母亲起早贪黑，在市场卖过菜、开过食杂店；父亲则到黑龙江、内蒙古去卖板栗和茧蛹，后来又开过汽修厂。他们就凭着这一双手，硬是让家里的日子一点点好了起来。

时光，就这么悄悄地溜走了。仿佛只是一转眼，我已人到中年，结婚生子，在生活中摸爬滚打。母亲头上的青丝，早已变成了白发，原本挺直的腰杆，也微微地弯了下去，成了古稀之年的老人。日子不再是当年的那份清苦，可那些在烛光下度过的夜晚，反而在记忆里愈发地清晰起来。我知道，我心里缺的那一块，是那份在黑暗中守着一点光亮的安宁，是那份被母亲羽翼庇护的踏实。老边墙村那间老屋里，那一盏如豆的烛光是我整个世界的太阳。它照亮的，不只是那间小小的屋子，更是我此后一生的路。那点光，是母亲用心血和生命点燃的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它都在我的心里亮着，永远，永远也不会熄灭。